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推动减量发展被放在首位。对于减量发展，北京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北京将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减量规划引导机制，制定实施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2.严格控制增量机制，实施新修订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健全一般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退出机制。
3.北京还提出减量发展激励机制、城乡建设用地供减挂钩机制，建设用地战略留白引导机制等改革举措。
不难发现，本次的“减量发展”政策，首先考虑的是土地空间资源的减量。土地空间资源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石，从城乡供地机制入手，来缓解北京人居环境退化、城市功能不合理、城镇空间蔓延无序等问题，是本次行动计划的基本思路。
为什么要减量发展？
《行动计划》正式提出减量发展，而且将目光聚焦在土地空间资源，原因在于北京土地空间资源负担过重，而且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国务院参事、住房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邓羽提出，北京GDP每增加100亿元，对应建设用地增长1.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增长2.8万，仍处于相对粗放发展的阶段。具体而言，北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19.6万元/人，同东京都市圈、大伦敦、巴黎大区和纽约大都市圈对比可知，北京土地利用效率较低，提升空间较大。
同时，长期的高速发展，也导致北京人口过快增长，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大城市病”问题。例如，北京中心城区已经是超高建筑密度地区，现状常住人口密度达0.93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都、大伦敦的1.5倍左右。北京“大城市病”表现在交通拥堵、资源承载趋于极限、空气污染治理面临挑战。
因此，减量发展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必然选择。站在从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节点，减量发展是北京城市转型期的再平衡、再发展，给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减量”就是“提质”。
减量发展有哪些“舍”与“得”？
实际上，近年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的“加减法”一直在进行当中。
去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就已经初步确立减量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人口和建设规模控制，人口总量上线、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双控三条红线”。
这就引发了大家的疑问，在“双控三条红线”之下，减量是不是意味着首都的发展空间受限甚至是不发展了呢？其实，“减量”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只有通过过度适当的“减量”，才可以为后续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举例来看，德国莱茵鲁尔区通过减少煤炭钢铁产量，加速区域产业升级，提升本地区的造血能力。新加坡则在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上做文章，新加坡仅有约12%土地用于建造道路，而用于建造住屋的土地只占14%。日本东京通过优化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限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数量，有效缓解路面交通压力。产业结构、土地资源利用、交通出行上的减量，为这些大城市换得宝贵的发展空间。
可见，减量发展的“舍”与“得”是一对辩证关系，有舍才有得。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北京在减量发展的进程里，“舍”了什么？又“得”了什么？
对于北京这样一座超级大城市的发展逻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从疏解带来减量，进而实现提质增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认为，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和建设用地规模的下降，而是要把着力点放在生产率的提高上，要减少发展所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提升单位土地面积出产率。因此，减量发展成为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数据图上看，北京减量发展的成效初步显现，经济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我们列举北京减量发展的舍与得，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期待这更多的转变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