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在世界框架下研判中国宏观经济趋势

人大国发院

2018-03-18 1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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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元春:在世界框架下研判中国宏观经济趋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有三个问题需要关注:

排名前列个是用一、二月份的数据来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性和整体性缺乏一定的可靠性。一、二月份的数据中,除了含有春节效应、基数效应和一些天气因素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换届效应。换届效应中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换届,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已经陆续到位。在新一轮的周期中,换届效应与以往有很大的差别,会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分化。现在要求新官上任不要老烧三把火、新官要理旧账,这样很多区域新官上任都是延续传统的模式,即招商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建,维持本地方数据的繁荣。新官还要理旧账,首先就是要把数据的水分挤掉,所以很多基数会比以往低。所以,因为一些复杂效应的存在导致宏观经济预测的信息判断很难。从全球的数据看,当前世界的工业出现复苏,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超过75%,而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80%,美国现在是70%多,这种同步说明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很扎实,与贸易参数、投资参数、消费参数的反弹同步。同时,很多其他的参数跟世界也具有同步性,其中一个体现就是物价水平。美国物价水平达到2.2,核心CPI达到1.8,中国已经达到了2.9,核心CPI已经突破2的水平。同时像印度这些国家,物价水平已经达到5.4。因此,全球的供给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相对饱和充分的状态,这一轮的物价水平回升在某种程度上是需求扩张导致的。所以,实体经济在短期、中短期的向好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第二个是全球股市的振荡。全球化危机之后金融周期步入一个新的状态,复苏过程中的政策刺激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债务累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而这个高点足以在它的局部调整和退出过程中形成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先进学者讨论,2月8号这样股市的震动如果向其它领域蔓延,它可能不是局部可修补的,而是新一轮危机的到来。所以,目前很多国际机构对于全球金融参数极度的关切,因为全球44万亿的影子信贷和接近260万亿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范围。当前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下行期,如果说它已经达到一个高点,这种下行就取决于实体经济恢复和金融修复之间的匹配,如果匹配不好,退出政策的度把握不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各个国家金融退出政策的协调性。但是众所周知,目前全球最缺乏的正是这种协调性。所以,结论是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处于金融脆弱期,需要在政策调整中不断的释放过去积累的风险,这是一个中期的共识,并且是一个全球性的共识。

第三个是中国与世界的对比。比如,在这一轮危机中,美国经济的低点出现在2012年、2013年间,中国经济的低点则出现在2015年,欧洲经济的低点也基本上是2015年。如果把大危机剔除掉,或者把2010年当成刺激之后的反弹,那么在周期变化中我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世界处于什么样位置?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美国经济高点已过,IMF的报告中就指出,2019年世界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下滑,实体增速也会回落。这主要是因为:排名前列,按照不同类型的测算,2017年、2018年的潜在增速已经低于实际增速,产出缺口、正向缺口开始出现。第二,产能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已经利用的差不多。第三,趋势性的增长能力并没有扩张,从2015年世界经济的底部到现在,整个世界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升。因此,对于未来世界经济大家比较悲观,认为金融问题是导致这一轮全球复苏期不明显、繁荣期短暂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世界经济传递中,中国总是慢半拍,复苏也慢半拍。我国过去采取的大力度政策刺激都要有一个消化期。因此,未来几年第二轮稳增长政策的消化期会到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急剧攀升。另外,金融控股公司的交叉风险是这几年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现在不仅是国有企业,大型的民营企业的超级航空母舰内部的财务问题一旦显现,振动将非常厉害。现在民营企业也是一样大而不倒,不会因为简单的政策调整就退出的。

总之,根据以上的判断,世界正在接近高点,中国虽然慢半拍,但周期性的高点会出现,而趋势性的回落还没有刹住车,人口老龄化、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此,政策一定要有更高的前瞻性。

对于改革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的改革需要关注四点:

排名前列,目前改革的节奏、力度、方案把握的非常好,但是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并不一致。实际上,真正的大改革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改革的权威;二是抓住始点;三是有科学的方案和可靠的改革传递机制。

第二,制度调整多,但是实质性的利益调整少。目前任意决定的制度太多,如果能够在权利的框架下进行调整,真正形成习总书记强调的“有为有建高效的政府”,这样改革才能走的更远。

第三,顶层设计多,但真正的顶层设计少。顶层设计应该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改革的动力机制,要指明政策的正确方向和改革的价值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顶层设计。

第四,目前改革进入深水期,但深水期不仅要面对制度复杂性、利益的复杂性,还要面对历史复杂性。任何一场改革都牵扯到对历史的清理,特别是对于改革本身,它是逆时的一种延续。因此,要建立改革的激励体系,我们就要区分复杂制度的改革与传统回归之间的关系。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会看到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不在于经济体制本身,而在于政府改革,在于社会改革、社会建设。所以这一轮改革的真正的突破口就是改革要有勇气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重要的落脚点在于国有企业,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平衡好几个关系:排名前列个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这三大关系不平衡,中国经济的巨轮就很难在新时代的航程里走的快、走的好。但是这三大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政府与市场,而政府与市场最重要的落脚点是政府自身。

下一阶段的改革就是要重新定义顶层设计的内涵;要在基层创新的激励相容的体系下努力;现在需要对于关键领域的改革多一些耐心,需要换位思考和多角度的考量。

(本文系刘元春副校长3月17日上午在人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即席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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