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摊煎饼的手转动”能跟上房价上涨的节奏
谭浩俊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美好生活，决不会包含夹缝中求生存。
对黄友良这样的“老外来户”，理应有更好的生活条件、经营场所。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3年来，山东汉子黄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终是“卖煎饼的”。这些年，他雇了员工，给沂蒙煎饼里加芝士和培根，顾客从街坊阿嬷渐渐变成走路生风的白领。可他的店面依旧在菜场巷道间不起眼的夹缝中迁徙。
在菜场巷道不起眼的夹缝中生存的，决不只是黄友良一个，也决不只是摊煎饼的，相当一部分做小买卖的，都过着象黄友良一样的生活。因为，尽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城市居民需要的，甚至是离不开的。但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要想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留下一个用于经营的固定场所，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算有了固定场所，随之而来的看病、读书、社会保障等，也是他们难以真正生根的道道障碍。所不同的，能够象黄友良这样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呆就是23年的，应该不是很多。
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毫无疑问是房价的飞速上涨，让他们失去了在固定场所生存的权利。正如文章所言，“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就算再勤劳，也会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当然不只是包括黄友良这样的外来人口，也包括具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虽然说在发达国家，买不起房的也大量存在，近半居民依靠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就是较好的例证。但是，中国房价上涨的速度，却是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难以相比的。从2003年房地产市场放开到现在，也就短短的10多年时间，多数地方的房价都上涨了五倍以上，多则十倍以上。而这期间，象推煎饼这样的赚钱手段，上涨的速度显然不可能与房价上涨相比，如果说过去咬咬牙可以买上一个固定场所的话，面对现在的房价，根本就没有一点可能。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从事经营的，尤其是做小生意的，都应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经营场所。这也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只是，城市居民需要这些做小生意的，需要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帮助。如果象黄友良这样已经在城市推了23年煎饼的人，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经营场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摊煎饼的手，怎么也不可能跟得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是相当正确的，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因为，这些年来房价所以上涨这么快，与住房的过度投资与炒作是密不可分的。在房价问题上，“两极分化”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有多套住房和没有住房并存的矛盾，也是当前社会矛盾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为什么房产税、物业税、遗产与赠予税等出台的难度很大，阻力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在房产方面形成的利益集团太多，掌握话语权的人拥有的房产很多。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很显然，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也是解决住房矛盾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能够比较好地化解住房矛盾，也能为没有能力购房的人提供住房需求。象黄友良这样的“老外来户”，也能通过住房租赁市场找到自己相对固定的房屋，并作为经营场所。如此一来，就不要再为了经营场所到处打游击，到处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而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
当然，解决固定经营场所只是一个方面。有了相对固定经营场所，能否享受相同的居民待遇，实质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有可能仍然成为这些“外来人员”的障碍，成为他们平等享受城市权利的阻力。只有地位上平等，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各方面的公平问题，才能让他们不要始终生存在夹缝中。夹缝中的生活，对谁来说，都是艰辛而不愉快的。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住房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且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如何解决好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毫无疑问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考验。美好生活，决不会包含夹缝中求生存。对黄友良这样的“老外来户”，理应有更好的生活条件、经营场所。可以肯定，随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不断得到落实，住房租赁市场不断发展，象黄友良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