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里探讨的是经济风险，国内外政治、外交、军事风险不在其中。
其次，这里说的风险，是“灰犀牛”而不是“黑天鹅”。因为黑天鹅是无法预测的。
所谓“灰犀牛”，是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风险”。灰犀牛个体巨大，大家都不会看不到它，也知道它的威力，但最终它仍然很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伤害。
近来，官方媒体列出了中国较大的“5只灰犀牛”：
1、影子银行
2、楼市泡沫
3、国企高杠杆
4、地方债务
5、非法集资
对于1、4、5，今年以来财政部、一行三会等部门都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应该说未来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在降低。
相比之下“楼市”和“高杠杆”是两个较大的风险点。
所谓“高杠杆”，就是“高债务率”。中国债务率非常高（整体超过260%），基本上接近全球较高水平。但不是所有的领域债务率都高，比如中央政府债务率在全球是偏低水平，加上地方债务，整个政府债务率也不算太高；居民家庭债务率（主要是房贷）上升很快，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债务率较高的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债务率，有的研究者认为已经达到了170%。而主要债务，又集中在国企、房企。
国企在经历一轮大合并，以及普遍限产之后，利润水平有了好转。再加上转债股，负债率将有大幅下降。因此，这个风险在变小，未来几年将基本可控。
比较麻烦的是“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的楼市”，以及在这些城市有大量库存的开发商，或者有大量贷款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未来较大的危险。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3%（常住人口），年城镇化率是1.2%，还有10到11年就可以达到70%的“城镇化天花板”。所以，一般认为中国城镇化在经历了“黄金时代”之后，还有白银十年。
2017年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一年，北京和上海收紧了对外来人口的控制。但这两个城市是特例，深圳、广州以及一大批二线城市，全面开打“人口争夺战”，希望在城镇化的“白银10年”里做大做强。
从2016年开始，为化解北京、上海的城市病，官方提出了“建设10个北京”——也就是说，增加中国中心城市的数量。2016年12月，武汉、郑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提请人大审查《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份文件正式提出：今年将启动国家中心城市布局建设。
随后有媒体报道，发改委在回应“将西安列入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时表示，西安已经具备条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样，获得“国家中心城市”头衔的城市已经达到了8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成都、武汉、郑州；即将列入的有西安。此外，深圳、沈阳、南京、杭州也没有悬念。至于青岛、厦门等城市，则在积极努力。
“启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人口争夺战+城市圈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口加剧向中心城市（及其城市圈）的集中。那些经济不太发达、远离中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将面临显著的人口流失。
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很多中西部的地级市，其小学生人数出现了超过25%的下降幅度，比如河南的周口、驻马店、商丘，甘肃的白银、定西、陇南、天水，山西的晋城、大同、吕梁、朔州，辽宁的丹东、辽阳，就连广东的汕尾过去6年小学生都减少了29%。
至于黑龙江的部分地市，比如伊春、鸡西、佳木斯、鹤岗、黑河，6年里小学生都减少了超过40%！
这种规模空前、速度惊人的人口流动，远远超出了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变动。其结果是：在上述地区，城镇化的红利其实已经终结。而地方政府仍然在刺激楼市、去库存。
这种给“人口流失的三四线城市楼市打强心针”的做法，最终将给这些地方的金融体系留下大量的烂账。一大批地域性的小银行，未来有可能陷入危机，因为他们的抵押品的价值早晚会有一天突然坍塌！
换句话说：中国的楼市调控在2017年已经出现了“内在逻辑的矛盾”：
在中心城市，由于增加商品房土地供应、增加租赁住房的供应，再加上“租购同权”，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大幅提升，将引导人口加速流向中心城市，并带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失。而中小城市仍然在刺激楼市，有些地方在去库存刚刚见效之后，就增加土地供应，刺激开发商“加库存”、改善财政收入。
这种调控逻辑的矛盾，最终将让一大批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率先体会到楼市泡沫破裂的痛苦。
投资时，远离这些人口流失城市的楼市，远离这类地区发行的地方债，远离这些地区的“区域性银行”，才是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