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面对如今房价的起起伏伏，你会不会疑问，难道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要为买房发愁吗?
回望历史，盛唐两宋晚明康乾房价都非常高，五胡乱华时的房子才是一文不值。要知道房地产的兴旺是盛世标配。
白居易
长安居，大不易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排名前列次“房地产热”，房价高企，住房短缺，城市同样经历着人口限流、限购调控等种种措施。
白居易29岁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开始，白居易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家的一个亭子，档次就和群租隔断间差不多。后来，为了安置远道而来的母亲和弟弟，在陕西渭南县农村买下一处宅子（因为农村房价都很便宜）。为了方便自己上班，他平日租房住常乐里，逢休息日骑马回渭南自己家住。这就有点像现在在深圳工作的人，买不起深圳，只好去临深的东莞惠州买，周末回去住住。
36岁时，白居易升了官，涨了工资结了婚，带着夫人、女儿和仆人继续租房。再后来，他屡次升官，直到50岁才在长安买下一所房子。白居易还是很有买房意识的，从偏远农村的刚需宅子到后来市中心的房子，也算改善型置业了。
韩愈
辛勤三十载，以有此屋庐
除了白居易，韩愈在朝中较高做到吏部侍郎。晚年，他终于买了一套称心如意的房子之后，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以有此屋庐……”
吏部侍郎是唐朝“正四品上”级别。按照规定，这一级别的俸禄为 74.1万钱/年。为了这套房，用尽了三十年的工资和稿费，基本上和按揭30年差不多。
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诗句中能看到他当时处境并不好，家人颠沛流离，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
他的年俸在米价暴涨时只能买一斗半，又没有别的收入，因此买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后来，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至此杜甫才有了栖身之处。
开发商窦乂
人称“窦半城”，可谓开发商首富
13岁时，他开始做小生意，卖鞋、种树、卖法烛（蜂窝煤），赚到了排名前列桶金80万钱，为以后进军房地产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窦乂花三万文钱买下长安西市秤行南边的“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想法子将这个地填平。改造后的土地，商业价值增加，窦乂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了20间门面房，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每天坐地收银，日进房租几千钱。这个地方也逐渐发展成为当地著名的“购物中心”，后来得名“窦家店”，成了繁华地块。
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70万钱买下一块地，又花30万钱把这块地建成一片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这种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唐朝的限购限售与房产税
京城的住宅=政治资源
拥有唐朝长安城的住宅，不仅是一件消费品，更是一项政治资源的象征，长安城的房地产，无论是供应还是购买，都处在严格的政府管控之下。
唐朝规定普通人家每3口人给一亩宅基地，“贱民”之家每5口人一亩，如果多占，“一亩笞十”。
同时还规定，一处房产或地产要出售，买卖双方谈妥还不行，还要征求所在地的邻居以及卖方族人的意见，“先已亲邻买卖”。这种限购方式，一直到民国时期，报纸上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启事：“某房某地已谈妥买卖，该业主的族人和邻居们如有异议，请速与购房人联系。”
唐朝收取的房产税叫间架税，以“间架”为标准。按照《资治通鉴》的解释，“间架”是指“每屋两架为间”，也就是并列的两个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为一间房。
“上屋”每年每间收2000钱，一般的“中屋”每年每间收1000钱，差一些的房子也就是所谓下屋每年每间收500钱。这可是一间的税！对照下前面白居易韩愈的薪水可是不低啊。
宋代商业立国
开封临安住房供应紧张
宋朝有很清晰的产权制度，而且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财富、人口、房产的流动性成就了发达的两宋经济。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牙人”。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宋人发迹后都会往大城市挤。到了南宋咸淳年间，市区内人口密度甚至可能达到35000人/平方公里，居然超过了今天的伦敦、纽约、东京、北京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密度。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势必导致大城市的商品房供不应求，房屋的销售价与租赁价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年，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由于首都房价太高，很多人只能沦为租房一族。
欧阳修
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
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
欧阳修25岁从政，历任很多要职，当过好几任知州，相当于现在正市级，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
这种窘迫的居住状态，一直持续到他42岁那年在阜阳买房置地才告结束，算了算，从江西老家进入开封府工作，也算是“开漂”，但始终没买上房子。
苏辙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苏辙，为官几十年，当过御史中丞，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曾作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和现在去环上海周边城市买房差不多了。
苏轼
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26岁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月俸4500钱，他后来当上了水部员外郎，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相当于副市级吧。愣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却只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
直到50岁那年从弟弟苏辙那里借了三千贯才在江苏常州买了首套房，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比欧阳修还惨。
在那个时代，连宰相都要租房子。
岳飞
两千亩地五百间房
岳飞的一生很短暂，就是不停地打仗。岳飞不光打仗，他还买房。现有文献显示，为了安置家属，岳飞在九江置办了2300多亩田地，还买了498间房，以及5所水磨。
户部的报告里写得分明：岳飞家向外出租的不动产，共有151间房、1400多亩地以及两所水磨。可以想见，当岳飞及其义子岳云在外杀敌立功、驰骋战场的时候，是无须担心家人的生活的。
岳飞胜仗打得多，朝廷赏赐多，这些赏赐都换成了田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不动产在，朝廷对他也放心一些。
租房需求旺盛
租赁市场火爆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
很多官员经营房产，月租是月俸的几倍不止。宋朝朝廷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店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屋的租赁。
宋政府的房市调控
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
同样，房产不是单纯的消费品，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朝廷申明一条禁约：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后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现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由于“租房族”数目庞大，宋政府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宋政府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
明朝的廉租房制度
政府包办，有庞大的廉租房供应
整个明代，除了晚明的江南，房产比较贵之外，其他时期和城市房价都不贵。原因是朱明一朝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京城北京，除了来做官的和承接政府工程的工匠，哪里可以随便进的来。
明朝北京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政府包办，有庞大的廉租房供应。居民每三个月交一回房租。大房、中房、小房租金标准分为三个等级，小房租金较便宜，当时轿夫的月薪都能住得起。
所以明朝北京的房产交易一直不活跃，价格也不高。
满汉分居
形成两种房屋产权制度
明亡后，清兵入关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体制内的满人住内城，享有朝廷分配的内城住房。体制外的汉人住外城，无权享受政府分配的住房，只有靠市场机制调节。这种满汉分居，形成了两种房屋产权制度，满清的房产制度也形成了计划和市场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
满清建政之初，分配给旗人的宅子都是国家所有，旗人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没有因犯罪而被收回，子孙均可居住，这就事实上改变了房屋的所有权。到了康熙朝，政府开始允许内城旗人之间进行房屋的买卖。这说明政府默认了房屋所有权的改变。
从雍正起，政府新建房屋由官兵购买或者租住，从获得房屋的旗人薪水中“扣奉”用于后续的“盖房之资”。这是典型的公积金制度。“雍正改革”使得政府分配房屋，变成了政府经营房屋，同时也促进了房地产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然而在完全实施市场经济的外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却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住在内城的居民被迁出，导致外城居住需求量猛增，市场供不应求，一涨就是几倍。
房价和盛世正相关，高房价代表了经济发达信用度高，也代表私权保护流动性好。
再说了，高房价这辛酸的苦痛，已经是一场贯穿千年的持续阵痛，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都这么苦逼，你我还能有什么不服的呢？
